城南书院是间有点年头的书院，不是官学，而是私学，因此常常有名儒前来讲学，不过应考的水平却不高。

武好古和武好文都穿着官服，书院的守门人不敢阻拦，还殷勤上前帮武好文把马的缰绳系在了拴马柱上。

“侯夫子在吗？”武好文问了一句。

“在啊，正在正心堂讲《吕氏乡约》和《界河商约》。”

“《界河商约》？”武好古一笑，“倒是新鲜，得去听听。”

武好文却拉住了兄长的衣襟，“大哥儿，有甚好听的？一个村夫子罢了……”

“呵呵，”武好古只是笑道，“看来没说好话啊！”

说着话，他还是提着一盒糕点和两瓶“酒中仙”，大步流星向正心堂走去，很快就到了书院中一间非常普通的课堂之外。

堂内正在授课，授课的是个彪形大汉，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色儒衫，带着东坡巾，操着一口秦腔（他是山西人，不过却在关中定居了几代），应该就是侯仲良。听讲的学生很少，只有四五个人，看上去都有点年纪，不像是城南书院的学生。

这也正常，程颐、侯仲良都是大儒，不是教人考科举的……而在开封府这个商业化的城市中，人心是很浮躁的，读书就是为了做官，几回不中就去做买卖或是做小吏了，会来听大儒讲课的老措大是很少的。

另外，开封府的儒大多从工商之家（有些是贵族和官宦之后，但是实际上也在做买卖），《共和商约》他们还有点兴趣，《吕氏乡约》他们根本不要听的。

不过基本没有学生听，侯仲良依旧非常认真的在分析《吕氏乡约》和《共和商约》的迥异之处。

出乎武好古的预料，宋朝的儒对于“约”这种民间自治办法是非常感兴趣的！所以武好古的《共和商约》一问世，也就常常被人拿出来评论了。

而和《共和商约》一样有名的，还有一个《吕氏乡约》，就是鼎鼎大名的蓝田四吕（吕大忠、吕大钧、吕大临、吕大防）在神宗年间所制订和实施的成文乡约。

这个乡约从神宗熙宁九年开始实行，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，依旧在实行之中！

也就是说，早在界河商市自治前二十多年，自治这回事儿在宋朝已经有了。不过一个是乡村自治，一个是城市自治，后者的影响力自然更大。而且《共和商约》相比《吕氏乡约》更加严谨，还“创造性”的实施了代议制民主——《吕氏乡约》是不能用来治天下的，而《共和商约》完全可以用来治理一个小国。

可是在侯仲良眼中，武好古的《共和商约》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恶约，根本不能和《吕氏乡约》并论。

“……乡约者，乃是乡人之约，为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，过失相规，礼俗相交，患难相恤而所订之约。乃是与人之约，约正一人或二人，皆是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。约中大事，则以聚会商议，约中赏罚，亦在乡民聚会中书其善恶。因而乡约者乃是大善之约，若颁行天下，必可复三代之治。

而商约者，乃是钱钞之约，为得是将本就利，分利公允。所谓元老，并非由商民公推，亦非刚正之人，乃是商会股东所选之人，一切皆为股东之利所谋，心中并无半点百姓疾苦。由此等元老所推选之商市诸长，必然是唯利是图之辈，为利谋，不为民谋。若《共和商约》行之天下，必使天下有倾覆之危！”

“师圣先生，既然《吕氏乡约》如此大善，何不在天下实行呢？”

就在侯仲良滔滔不绝说得正得劲的时候，忽然就听见有人插嘴提问了。侯仲郎抬头看去，只见说话的是个穿着绿袍的武官，约莫二十二三岁，颇为英挺，就站在自己新收的学生武好文身边。

“《吕氏乡约》不能在天下实行，就如同昔日圣人之道无法在天下实行一般。”侯仲良道，“这是天下人的损失！而《共和商约》如果天下实行，将是天下人的灾难！订此约者，必是乱天下之罪魁！”

被人当着面骂罪魁的武好古却一点不动怒，只是淡淡的问：“先生以为《共和商约》有朝一日能行天下？”

“商鞅之法都能行天下，《共和商约》如何没有行天下的可能？”侯仲郎厉声说道，“行善政使上位者暂失小利，行恶政却能使上位者暂得大利。《共和商约》是恶政，所以能给上位者带去厚利。利之所至，金石为开！武东门，在下所言可对吗？”

认出自己了，武好古笑了笑，一拱手道：“下官武好古，携舍弟来访先生和伊川先生。”

“你要见家师？”侯仲良看着武好古，感到了从容和自信的气息。

这个吏商近幸，很不简单啊！

侯仲良又扫了眼正心堂中听讲的五儒生，全都是侯选做官的新科进士（文进士有561个，可不是人人都和武好文一样可能那么快拿到实职的），今天看来得在他们面前和武好古好好辩上一局，以便重振关洛之学的威风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