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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半年过去，孟殊还是没能加入济世派。他的《数学》勉强达到初中水平，毕竟加减乘除以前学过，并非从零开始的稚龄孩童。

可惜，济世派已经离开山东，临走前扔给他一本《物理》。

孟殊按捺不住内心躁动，带着祖父遗留的文士剑，穿着一身棉夹袄就启程游历。

北走数日，便遇到一群农户，数十人结伴而行。

此时已经入冬，孟殊秉承济世派精神，去打听此县之民生状况。他趁着这些农户，集体停下吃干粮的间隙，上前抱拳说：“吾乃曲阜童生孟殊，叨扰各位父老了。”

这些农户大都沉默不语，只木讷的看着孟殊傻笑。

一个中年农民抱拳道：“草民崔友光，见过孟相公。”

孟殊连忙摆手：“童生而已，不敢称相公。冬季已至，数十农户结伴，这是要去应役吗？”

崔友光笑道：“今后不必应役，官府拿银子雇人做工。”

“此政小民也知？”孟殊惊讶道。

崔友光立即打开话匣子，颇为兴奋地说：“官府告示，贴到了俺们村的村塾，这事早就在村里传遍了。告示里还说，今后谁敢乱征丁役，就去县衙告状。县官不管，就去府衙。知府不管，就去布政司。都传俺们山东百姓运气好，遇到好几个青天大老爷，以后的日子可有奔头了。”

古代的农民，有可能一辈子不进县城，地方信息传递掌握在士绅手中。

桂萼为了顺利推行一条鞭法，在公布每人或每亩纳税系数的时候，不但把公文下发给各地知府，还以告示的形式公之于众。

布政司的差役快马四出，将告示张贴于衙门、庙观、市镇、仓场、钞关、驿站、港口等处。又让按察司（学政官往往是按察副使），把告示发往各级学校，再由学校里的学生，誊抄回各自里甲、乡村学校公布。

尽量杜绝偏僻地区的小民被蒙蔽。

一条鞭法包含田赋、丁役、杂税，虽然计算方法非常复杂，但计算出每年系数之后，农民交税却又非常简单。便是村塾老师，都能根据纳税系数，轻松计算出大家该交多少税。

孟殊问道：“那你们这是结伴去做甚？”

崔友光笑道：“纳秋粮。”

孟殊惊讶道：“都自己主动送去县里？”

以前交税，田税交给粮长，丁役和杂项交给里甲长，县里只需找粮长、里甲长讨要。每逢交税季节，催税跟催命一样，哪有百姓踊跃交税的事情？

崔友光说道：“今年粮税丁钱并在一起收，听说杂项也不交了，摊下来少得很。俺们去县里看看，是不是真这么搞，要真这么搞可享福得很。”

别看一条鞭法计算复杂，以前的赋税更复杂。

田赋还有个标准不变，丁役和杂项简直五花八门。就连州县官员，都有可能搞不清楚，老百姓就更不知道自己该交多少税。如此，就给文吏、皂吏、里甲长、粮长们可乘之机，欺上瞒下胡乱给百姓摊派苛捐杂税。

老百姓或许不识字，算不清楚交税细节，但绝对不是一个个傻子。

一条鞭的征税告示贴出去，他们请人用算盘一敲，就知道今年要交的赋役大大降低。唯一担心的，只剩官府出尔反尔，今后还要胡乱摊派杂项。

今后各地御史，只要是实行了一条鞭法的地方，御史主要工作即看地方是否有加派。

一旦加派，便是违法，知县考核评最劣等，情况严重者由按察司来法办。

孟殊又问：“赋役全折为制钱，小民一下子能拿出这许多？”

崔友光说：“种棉花的肯定能拿出来，棉花有人抢着收，而且还不压价。种粮食的就不好说，新粮总是被压价，收成越好压得越厉害。”

孟殊说道：“谷贱伤农。”

崔友光道：“对，就是这道理。不过还算好，只要家里不出状况，还是能凑出税钱的。”

这玩意儿真没办法，朝廷改征收实物为征收银元和铜钱，目的是减少实物税收的运输成本，减轻老百姓的纳税压力。但老百姓必须把粮食换成钱，全靠商贾来收粮，商贾必然趁机压价。

在新中国，粮站普及到乡镇一级，农民直接把粮食交给国家。可明代很难实施，每个乡镇都有粮站的话，不知会滋生出多少蛀虫。

幸好，王渊提前十多年，用蒸汽机铸造银元和铜钱，又有海外白银、铜料供应，民间有足够的制钱在流通。不像张居正改革，铜钱混乱无法定价，只能收取银子。银子又不成定制，地方还得把散碎银子融为银锭，结果诞生出“火耗”这怪胎。

王渊的一条鞭法，没有火耗，要么交银元，要么交铜钱。